【精選文摘】當年從《富士康》一躍而下 7年後她的生活過得好嗎?

  •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 02 Aug, 2017
編輯室 發自臺灣     
Published time:   02 August, 2017 23:00
Edited time:  02 August, 2017 23:00
傍晚時分,田玉去家附近的小河邊散步,夕陽西下,尚未收割的麥田隨風微微起伏。(影像授權:《尖椒部落》)
© 本內容由《尖椒部落》授權刊載
從武漢市到孟樓鎮大概需要一天時間。武漢開往襄陽的動車很多,但從襄陽去孟樓,每天只有一趟大巴。越靠近終點,路越顛簸,下午四點的太陽依舊灼熱,馬路兩旁的農民三三倆倆地忙著曬麥粒。

這次我是專程來田玉家拜訪的。

2010年震驚中外的富士康十一連環跳事件中只有兩位生還者。其中一位工友的家屬拒絕了所有媒體採訪,我們甚至連名字不知道,另一位叫做田玉的女孩便成了當年所有報導都會提及的名字。七年過去了,現在的田玉生活過得怎樣?
鴻海科技集團以「富士康」做為商標名稱。(翻攝畫面:《iDownloadBlog》)

七年前的《富士康》工人連環跳樓事件

有關田玉的新聞報導和調查報告集中在2010年至2012年期間,田玉一家為了回歸正常的生活,後來也拒絕了所有的採訪。這些文章一定會關聯的詞是「富士康」和「跳樓」,而讀者卻不包括田玉本人-她一篇都沒看過,也不想看,「過去的就過去了,不想再回顧,只想把當下的生活過好。」

我問田玉:「對富士康還有什麼情緒嗎?」她搖搖頭,不願再談。

這麼多年,田玉唯一一次敞開心扉、主動講述在富士康的經歷,是在拍攝紀錄片《飛升》期間。她17歲到深圳打工,只在富士康工作了一個月,沒有去過市區,活動範圍僅限觀瀾和龍華的工業區。她在廠裡沒有朋友,原本一起應聘進廠的老鄉沒有分在一個宿舍。

在富士康宿舍,舍友都由工廠隨機分配—— 工人之間形成小團體並非工廠喜聞樂見,原子化個體最好,每個工人就像每棟建築和每條流水線一樣,被編上了字母和數字的編號,方便工廠的管理。田玉和舍友互相完全陌生,因為上班時間不一致,也很少有生活的交集。她在流水線上的工作就是檢查產品是否有划痕,一整天機械重複同一個簡單枯燥的動作。

在工業區沒有生活,女工朋友們告訴我,在接觸一些勞工服務機構之前,她們週末的休閒放鬆就是躺在床上睡覺或者玩手機。2010年還沒有普及智能手機,手機只能打電話和發短信,那時候的田玉唯一的休閒活動就是去逛超市。遠離家鄉,沒有朋友,只有日復一日的流水線勞動和維持這種重複勞動的最低生活標準:吃飯、睡覺、逛超市……難怪她一點也不想再提這段經歷。相比之下,她更願意跟我講述的是初中住校的生活和職業學校讀書的時光,因為和舍友的關係很好,大家在一起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田玉沒有抑鬱傾向,那次不幸的發生很可能是一個人被環境逼到某個極限後,一次不計代價的衝動。她和家人對於發生在這個家庭內的苦難和不幸有著樸素的智慧: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既然無法改變,那就翻開生活的下一頁。

很顯然她希望刪除和遺忘這段不愉快經歷,所以我沒有再問。但對於出事後別人給予的幫助,她卻記得異常清晰。「因為一般人家來都是有目的性的,但他們純粹是陪你,不會問各種問題,所以很喜歡他們。」在深圳住院的時候,他們有時間就會到醫院陪她聊天,這份情誼她很難忘懷。她也清晰記得每個人來老家看望她的時間:「我從深圳回來那天,艾老師就已經來了,在家等我。」「邱老師10年在我回家後,專程過來送了我第一個上網本,他最先知道我做拖鞋的事情。」田家門口擺放的盆栽裡有一株菜豆樹,又叫做幸福樹:“這是七年前小慧和小危送的,原本有三棵,死了兩棵,這棵一直活到現在。”

我第一次知道田玉,是因為邱老師。他給我們每人送過一雙田玉拖鞋,我那雙是用黃藍相間的絨布條編織,作為一雙家居拖鞋,它過於鄭重其事,卻不太實用,很容易弄髒,所以我沒有穿過。田玉告訴我,她要花半天時間才能做好這樣一雙拖鞋,人工成本高,從鎮上快遞出去的成本也很高。那時候拖鞋賣的好,是因為有姚晨、寧財神這樣的名人在微博上轉發,社會影響真的挺大,大家都是通過電話訂購,支付寶公司當時也買了很多拖鞋,都是抱著做慈善的想法。但新聞熱度過去之後,幾乎沒有消費者會通過淘寶訂購拖鞋。
繁重且不被保障的高度勞力工作,加上低薪問題,讓許多勞工最終選擇輕生。(影像授權:《尖椒部落》)

「被原子化」的工人

2013年到2014年,對她而言,是非常迷茫和踟躕的兩年。她清醒地認識到編織拖鞋沒法作為生計來源,前方的道路一下子沒了。那兩年她在家裡無所事事,就用畫畫和看書來打發時間。她給我展示了一個素描本,裡面是2014年前後的隨筆。有人送了她很多書,她印像比較深的是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在見她之前,我剛好正在看這本書。我翻出了手機裡的書頁照片,關於一隻困在洞裡的兔子的故事,她也印像很深。我讀了出來, 「忍著飢餓和寒冷,一點一點堅持重複一個動作-通往春天的動作……」我們大笑,為這心靈的默契握了握手。
田玉說她喜歡武漢,因為在武漢康復治療期間,總能遇到熱心腸的人。住賓館時,老闆會背她上樓,「很有人情味,不像在深圳,雖然人很多,但都是陌生人。」

工廠只是把工人當成生產工具,卻不考慮人除了吃飯和睡覺,還有社會交往、情感聯繫和學習發展的需求。七年後,深圳工業區裡已經有了一些服務於勞工群體的社會組織,參加活動的工友在這裡可以很容易結識朋友、學習知識和休閒娛樂。但這些組織的規模和數量非常有限,每個機構能夠容納的工友最多不過數十人,遠遠無法滿足深圳龐大的流動人口。對於大部分工人而言,他們仍然生活在和田玉當年相似的工廠裡。

社會支持讓人覺得被關心、愛護和尊重。支持性的社會互動有利於個體對抗生活壓力造成的健康危機。但像富士康這樣的大型工廠,不僅漠視和壓縮個體除了生存以外的其他需求,甚至制度化地消除了工人社會支持的可能來源。很多工人都是因為親戚和老鄉的緣故外出打工,血緣和地緣是他們最重要的社會網絡,而工廠顧慮到工人之間形成小團體可能帶來不穩定的治安問題,隨機安排宿舍而不是讓他們自由選擇宿舍,則可以有效消除這種「危險」。

女工們在宿舍裡很難結識朋友,因為彼此陌生,交往時間不多,比較難產生信任關係。當「被原子化」的個體遭遇到生活危機時,他們在工廠裡難以獲得幫助緩解和釋放壓力的社會支持,哪怕是並不嚴重的小事,例如沒有及時拿到工資卡,都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田玉及其胞弟、表弟一起散步的背影。(影像授權:《尖椒部落》)

從冰冷的工廠,回到溫暖的家

現在的田玉不存在缺乏社會支持的問題了。父親2010年她出事之後一夜之間頭髮全白了,現在的黑髮是染的顏色,他一直對她說,「你心情好,我們一家都開心,你不好,我們也都沒法做事了。」她一有不開心,就會跟父母交流,也會和妹妹、在襄陽認識關係很好的醫生打電話聊天。她現在在淘寶店當客服,工作不算太辛苦,和她一起工作的也都是像她這樣的殘障人士,大家在一個工作的QQ群裡,日常有許多交流,而且她的客服工作本身也是和人溝通。關於親密關係,田玉也仍然期待著。但目前尚未遇到可以接受她身體狀況的人,因為下肢沒有知覺,她洗頭洗澡還得依靠別人的幫助,而其他日常活動——穿衣、上廁所、做家務,她基本靠自己可以完成。

田家一樓掛著兩幅裝裱過的十字繡,一副「家和萬事興」,是她2014年前後繡的;另一副是她妹妹繡的,「愛你一生一世」。這也是田玉和其他返鄉農民工相同的地方:家庭是社會支持的最重要來源,也是他們外出打工和返回故鄉的最主要動力。

她和弟弟妹妹並不算完全的留守兒童,小時候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和奶奶在家照顧她們姐弟三人,後來父親也回家了,家人的關係一直都很好。田玉妹妹在她出事之後就輟學了,在家照顧了她兩年,之後去杭州和深圳的工廠打工。和田玉的遭遇一樣,流水線的勞動榨乾了妹妹的所有精力。那段時間她們每次打電話,妹妹都在睡覺,情緒也不好-「姐,我好睏啊。」最近她終於離開了工廠,在一家化妝品店裡打工,打電話時,妹妹的語氣變得愉快很多。她很喜歡現在的工作,因為可以和人打交道,也可以學到新東西,而不是對著冷冰冰的機器重複機械的動作。

妹妹在外的幾年裡變化很大,變得更加獨立,成了家裡的主要經濟來源,掙的工資不僅補貼家用,還給田玉買了新的智能手機。父母在家裡則靠種田獲得基本收入,十畝地種小麥、玉米和水稻,老家的院子裡種蔬菜,新家的樓上養雞。

我去的時候正是收割麥子的季節,田玉父母早上5點多起床,白天頂著三十多度高溫在烈日下勞作,晚上8點多才拖著一身疲憊回家吃晚飯。睡前點上一盤蚊香,蚊香燒完的時候,又該起床下地了。麥子對於城里人是文藝的符號,但對於農民則是生存的根本。一斤小麥1塊多,一畝地產出500斤,十畝地辛苦半年的收入也才五六千塊。所以春冬兩季農閒的時候,父親還是會去附近的城市裡打短期工掙錢。

弟弟今年暑假將從聾啞學校畢業,父母的想法是讓他在鎮上或者老河口市區找個工作,可以養活自己,不希望他離家太遠,擔心他會被人欺負。弟弟總是衝著我笑,不是那種成年人出於禮貌而擺出的微笑,他才17歲,微笑就是他面對世界的態度吧。第二天中午,弟弟親手給我們做了一桌子菜。田玉在樓下指揮,炒什麼菜,炒多少份量,弟弟炒完還會送下一口樣品,給她嚐了獲得肯定之後才端下來。吃完飯,又是弟弟收拾桌子、洗碗。洗了碗,他又開始拖地、洗刷涼蓆、燒熱水、把剩飯剩菜摻上麥殼送到空置的三樓給一屋子雞吃。弟弟雖然無法用言語和人交流,但一直用行動照顧著別人。

田玉現在和過去的同學聯繫很少,因為那時候不願告訴他們自己出事了,她「總覺得很丟臉」。和她一起在外面散步的時候,我發現路人總會盯著她看,田玉已經學會自動忽略這些讓人不舒服的目光。她很少問別人怎麼看自己,也不願意跟每個人一遍又一遍地解釋自己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往往用一個簡單的藉口搪塞過去。村里鄰居大部分都搬到鎮上了,出門買菜散步的時候偶爾能遇見,會打個招呼。

田玉因為新聞報導出了名,襄樊醫院了解情況後,主動提供了幾個月的免費康復治療。所以家裡在醫療費上開銷不算多。這幾年她的身體也比較穩定,就是新家有個很高的坡,她一個人沒法出門,運動量減少,她覺得自己胖了很多。市裡的殘聯曾經打電話邀請她參加聯誼活動,她當時身體不方便就沒去,現在有點後悔,每天待在家裡也很閉塞,她也希望可以跟外界有更多的接觸,「多認識一些和自己情況相似的人。」

2014年她通過武漢的魔豆媽媽公益項目,獲得了一份零食企業的淘寶客服工作,這一做就是三年。現在她每天7點起床,8點半上班,4點半下班,中午半小時午飯時間。所謂「上班」就是打開臥室的電腦,開始在線回复淘寶顧客的諮詢。基本工資1800,再加績效考勤。淘寶客服已有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考核標準:每日接待人數、回复率、回复時間、轉化率……都會計算為工作績效,所以偷懶不得。以前生意好的時候,雙十一一天會有上千人,現在每天大概兩三百人。一個月堅持下來會有全勤獎,但上個月她家停了一天的電,全勤獎就泡湯了。她對現在的狀態還算滿意,因為有工作可以忙碌就覺得生活比較充實,雖然掙得不多,但總歸靠自己的勞動,挺有成就感。

田玉家現在搬到了故鄉路,如同對她返鄉生活的一個貼切比喻。途徑老河口和孟樓鎮的時候,我看到街上的房地產廣告也處處是「故鄉」:「如棲鳥,歸故鄉」、「多年在外的打拼,就是為了今天的衣錦還鄉」。武漢火車站的廣告則顯示著地方政府嘗試引導外出務工人口流動的新方向:「打工不用去遠方,家鄉就是好地方。」

雖然當地大部分農民並不會購買商品住宅,而是會選擇搬到村子附近的鎮上,用打工攢下的錢蓋樓房,同時繼續維持農業戶口和村里的田地作為基本生計來源。而田玉妹妹和幾個親戚至今仍在沿海城市為了家庭目標而辛苦打拼著。

未來是什麼樣呢?田玉並沒有宏大的想法,她計劃的是很具體的目標:這個夏天家人會陪她去老河口的中醫院嘗試理療,看下肢能否恢復一些知覺,她仍然抱著重新站起來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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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23 Aug, 2017
獨夫習近平廢除集體領導,高度集權,以武力作後盾,藉著反貪腐的名義以「非典型政變」手段,關押了一群貪官汙吏及太子黨;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作出對自身的保護措施如下:

  1. 把北京中央警衛團、警衛局、警衛隊等全部首長及2000至3000名的警衛人員全部換成自己人。
  2. 所有晉見之省、部級長官,不只繳出隨身佩槍還需透過安全門金屬檢測,才得進房。
  3. 在北戴河開會期間,習下到海灘游泳需事前挑選善水性之衛隊200餘人陪游保護。
  4. 在北戴河期間,習所住零號別墅,全部玻璃改裝為防彈玻璃。
  5. 在北戴河期間,所有中部戰區的解放軍勢力全部東移數里,俾保護習近平免於突發狀況。
  6.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開會,習自帶茶水、水杯及侍衛倒茶,怕被下毒。
  7. 習出門時,整排保鑣大陣仗排開,怕遭人暗殺。
  8. 非嫡系高官現都怕被習召見,因為,一個眼神閃失或狐疑,被習懷疑忠貞問題?交代給中紀委查察,人生一切努力全部化為泡影。
  9. 老北京的太子黨地下勢力,要狙擊非在地勢力的習近平,實非難事。

中共哪個高官不貪汙?可是,伴君如伴虎,人人自危中,習近平連自身性命都保不住,還有能力傾全國兵力攻打台灣嗎?

再談中國的軍隊現況:

  1. 中共軍隊在江系長期把持下,腐敗不堪,悶聲發大財、20年沒演習,造假盛行;允許解放軍經商(開酒店、搞粉味),大家只想賺錢,軍隊全面腐敗。
  2. 中國蘇凱-27戰鬥機(殲-11基本型)前往土耳其,與該國美製戰鬥機進行了空中對抗演練,結果為0:8慘敗。
  3. 厄瓜多爾採購4套中國雷達,不能正常工作,厄軍方追回已付的3600萬美元,並向中國要求900萬美元賠償;尼日空軍5年內進口的12架中國梟龍戰鬥機,已墜毀4架;喀麥隆空軍向中國購入四架攻擊直升機,已墜毀一架;印尼在今年4月18日,於納土納地區試射中國製防空炮失靈,導致4名士兵喪命;中國殲20隱形戰機總設計師楊偉,因為殲20戰機沒有隱身功能,已被免職。
  4. 1970年代迄今,人民解放軍未按時更換的裝備包括:過期導彈(地對地、地對空、艦載)超過12萬發,積壓報廢坦克2000餘輛,停飛7年的殲-7、殲-8戰機超過1100架,彈藥數十億發,中共高層腐敗墮落嚴重;中共精選6支精銳部隊在內蒙古朱日和演習中,慘敗,若對外開戰必敗。
  5. 中、印談判破裂,印度最精銳的山地部隊4萬至5萬人,進駐糾紛地區;習近平的政敵都希望習立即向印度宣戰,俾他們能趁機狙擊習近平,內部奪權成功。

以上諸內容,罄竹難書。習近平反貪腐,他清廉嗎?他的姐夫鄧家貴,於2009年在英屬處女群島成立兩間空殼公司,在維京群島的記錄上,擁有在中國標得廿億美元的房產;手下第一號反貪舵手王岐山被爆加州買1.6億豪宅。

中國內憂外患,政權岌岌可危,以現在局勢,中共沒有能力武力犯台;也別懷以,歷史一直再重演,中國的國際局面與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后時代同,對內專制高壓,對外驕傲、狂妄,沒國際觀,又沒氣度宣布「中華欺騙帝國」放棄共產主義,全面實施民主新政,若跟各國兵戎相見,真的開打?只有亡國的命運;致於在面對他們心目中一點地位都沒有的台灣,還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天國鄙視,說自己打不動是給自己難堪,可是「形勢比人強」,一個寬度至少130公里的台灣海峽天險,他們陸權國家的傳統國防發展,陸軍部隊運輸能力只能到海邊,然後就望海興嘆,只剩慫恿台灣島上的國民黨、新黨、統促黨等中國第五縱隊,對台灣「促統」、「逼統」這欺詐手段了。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19 Aug, 2017
我們眼前正在上演一段歷史,而這段歷史將決定世界未來的生活模式,你曾思考過五十年後,我們將會如何生活?今天來談談製造業衰退與工業4.0,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美國與歐盟在面對科技進步時展現的不同態度。

先說美國。去年年底美國總統川普當選,造成川普當選的其中一項原因是民主黨票倉生鏽,長久支持民主黨的許多州在去年選舉轉投共和黨,其中這些州大多位於「鐵鏽帶」,以製造業發展的這個區帶因藍領勞工失去工作、不滿現狀,才導致民主黨票倉生鏽。所以川普選前、選後說的話,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呼喚這群經濟選民,不斷喊出「美國製造」、指責中國搶走工作、指責TPP不利製造業、指責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傷害製造業,甚至指責現行自由貿易不利美國….等,顯示製造業衰退成為川普當選的原因之一。

既然去年川普是因為這群人才勝選,為了爭取連任川普現在利用商人來固樁,郭台銘在鐵鏽區設廠就是一個例子,然而這樣看來似乎是鐵鏽帶選民綁架全國,其實美國製造業衰退並不是近十年發生的事,也不是川普所謂1992年簽署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害的,從資料中可以發現美國早在二戰結束製造業就開始衰退,因為二戰初期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讓美國在二戰前期不參戰的情況下能為同盟國提供武器,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美國成為「民主兵工廠」,然而戰爭打完製造業當然就開始下跌,那為何會持續不斷下跌?因為科技與管理模式的進步。

如果細看美國歷史,其實早在1910年代美國就在面對製造業衰退,當時福特汽車公司以其創新的「專業化生產」方式生產T型車,提到這就得先說一下何謂「專業化生產」?「專業化生產」就是在生產過程中,每個工人只需擔任一項工作,讓工人能在最短時間內熟練、準確與快速完成工作。從數據中可知專業化生產的威力:當時採用傳統工藝生產的英國車廠一年的產量約為2,500輛,而採用福特生產模式製造線,一天的產量卻可高達1,000輛汽車;原本平均12.5小時生產一輛車,到後來縮短到只要93分鐘,福特所生產的汽車,價格一路從原先的850美元下調到1920年時只要260美元就可以買到一台車,而銷售的數量更以驚人的速度在成長,在1917年到1923年之間,全世界道路上正在行走的汽車,有一半都來自於福特。專業化生產讓生產汽車卻買不起的工人開始買得起汽車,汽車開始走入美國中產階級,使美國成為「車輪上的國度」。

然而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由於其訴求專業化,也使得人力需求大幅下降,因為在專業化的政策下,負責鎖螺絲的員工就只需要負責鎖螺絲,也因此專業化後的員工工作效率上升,所以也就不需要太多員工,而最可怕的是在後頭,因為一位員工只需要學會一件事,所以員工很容易面臨中年失業,然而這些事在當時都沒發生,為什麼?因為福特汽車公司發布一系列政策提升工人待遇,讓上述的事情完全沒有發生。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車公司宣布改變雙班制、每天9小時工作的制度,改為三班制、每天8小時工作時間,這項政策使得福特公司多提供幾千人以上的工作機會。此外,由於將9小時工時減成8小時,會使工人薪資減少,於是福特公司宣佈八小時工作制每日最低薪資提升到5美元,這樣的薪資可是當時工資水平的兩倍以上(當時9小時工作制日新是2.34美元),且每日最低薪5美元是所有員工都能享受到的待遇。

你會發現,面對科技進步管理技術提升,除了推行更完整的制度外,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企業有沒有企業家文化也深深影響國家的方向。

而歐盟又是怎麼面對製造業衰退?

一如歐盟一直以來正面面對問題的態度一樣,德國政府提出一個高科技計劃「工業4.0」,這將使未來工廠成為無人工廠,產業線上都由機器人與電腦負責處理,以人力為主的製造業將轉變為由機器與電腦結合的產業,然而這樣的計畫將加深製造業就業人數衰退,為何德國還要提?因為我們不可能禁止科技進步,在科技進步的同時,政府制定的政策、形成的法律也得跟上科技進步的腳步才能,而芬蘭、荷蘭就推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來面對科技進步所產生的問題。

荷蘭政府在2016年一月起,在烏特列支市(Utrecht)進行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社會實驗,每個月將會無條件發給居民一筆錢,金額約會落在台幣3萬至4萬5之間,科學家想要藉此計畫去了解,當人們無條件得到社會補助時,他們將會怎麼做,會利用這筆錢對社會做出貢獻,又或者是用在自身的利益上呢?
芬蘭政府則在2016年8月25日表示,2017年起將進行全民基本收入計劃試驗,將隨機挑選2000名工作年齡的芬蘭公民每個月發放560歐元(約新台幣2萬)的基本收入,將與沒領基本收入的國民做對照;基本收入是指從政府的稅額中拿取部份配額作為全民的基本收入,該收入不需要任何條件與資格,只要是屬於本國國民者,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筆基本收入。

然而早在1974到1979年加拿大多芬市就展開名為「米糠計畫」(The Mincome program)的社會實驗,依照每個人的收入多寡,定期發錢給全體市民。在2011年出版一份名為《沒有貧窮的城鎮》(The town with no poverty)的報告中指出,「基本收入」有效降低了多芬市的貧窮,也緩解了其他社會問題。研究顯示,多芬市雖然跟唱衰該計畫的人所預測一樣,人們的工時確實變少了,尤其是年輕男性,但同時這些人靠著補助的金額重拾書本,回到學校接受教育,而媽媽們也因無經濟壓力能夠專心養育孩子。

如此看來,未來在科技搶走你工作後,你也不必怕會餓死,從福特汽車跟歐盟,他們在面對科技與管理技術的進步只能正面對決,提出更好的政策與法令才能使科技進步的缺點降到最低,這或許也是在告訴人類,是時候該脫離把人放在生產線上當機器人的生活。當中國喊2025中國製造、印度喊印度製造時,怎麼連科技進步、人力不便宜的美國都跟著喊美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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