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踢爆】「實踐大學」與「中國國民黨」的緊密關係

  •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 02 Dec, 2016
專案中心 發自臺灣     
Published time:   02 December, 2016 15:35
Edited time:  02 December, 2016 15:35
經過半年來的調查,本刊正式揭發「中國國民黨」進入「實踐大學」校園體系的相關疑點與證據。(影像合成:專案中心)
繼上期,本刊透過兩篇大型、完整的調查報導,獨家揭發「中國文化大學」與「中國國民黨」的緊密關係後,本期我們將持續披露「特定政黨進入校園」的完整證據。在長期蒐證、調查與整理後,這一次揭發的對象,是「校本部」位於臺北市中山區的「實踐大學」。
「謝東閔」當年創辦「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時,身兼多方黨、政要職。(影像合成:專案中心)

創辦人「謝東閔」的「深厚黨國背景」

「實踐大學」的創辦人「謝東閔」,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的彰化廳,西元1925年前往中國求學,並先後擔任「廣州市自治會幹事」、「軍事訓練委員會少校秘書」、「香港郵政總局郵電檢查員」……等職,西元1942年更進入位於中國廣西桂林的《廣西日報》工作,先後擔任該報社的「電訊室主任」與「總編輯」,並隨後參與「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的籌備工作,並任「執行委員」一職,接著在福建的漳州、永安、福州……等地組織抗日行動。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結束,「謝東閔」深受「中國國民黨」主流體系重用,並以「半山仔」的身份,回臺接掌包括「臺灣省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副處長」、「臺灣省合作金庫理事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副廳長」……等職。

西元1948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與「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進行串聯,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而參與此次學生運動的不乏由中國來的學生與臺灣本地的學生,由於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都傾向「社會主義」,使得「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節節敗退的情勢下,引發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然而,在面對此次事件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與「國立臺灣大學」的校方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舉動。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對於當局在「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下恣意進入校園逮補教師與學生的舉止」表達強烈不滿,並站上第一線與「中國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甚至在警告盛氣凌人的時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這樣的歷史名句。反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時任該院院長的「謝東閔」,不僅高度配合政府當局,甚至協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一同前往逮捕學生,部分學生甚至被捕後遭到槍決。

自此之後,「謝東閔」開始扶搖直上,先後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副主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臺灣省臨時議會副議長」……等黨政要職。西元1958年03月10日,教育部核發〈台47.高字第3110號令〉,准予「實踐家政專科學校」設立。巧合的是,時任批准此案的教育部部長正是「張其昀」,也就是我們前期揭發的「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而「謝東閔」在任職「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校長期間,亦兼任「臺灣省議會副議長」、「臺灣省議會議長」、「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等職;卸任校長後,更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副總統」、「總統府資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多項黨、政要職,足以顯見其在「中國國民黨」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當年攜手「中國文化大學」選定「翡翠水庫」周邊一帶興建校地,最終在龐大「民意壓力」之下宣告破滅。(影像合成:專案中心)

「龜山校區」所引發的「水源保育」爭議

西元1982年,當時的「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和「中國文化大學」計畫在位於新北市新店區的「翡翠水庫」集水區一帶另立校區,總面積約40幾公頃。這兩所學校計畫在「翡翠水庫」大壩下游、直潭壩上游、北勢溪水源地南岸一帶興建校舍,由於涉及水源保護問題,加上該校創辦人「謝東閔」時任副總統,儘管飽受爭議,然而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處」依舊在閉門討論的情況下,批准了兩校在「翡翠水庫」周邊興建校區的申請。根據《受傷的土地》一書中所釋出的資料,這項舉動卻被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的一批學者關注,最後決議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派員實質調查。同年年底,調查結果出爐,與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的學者意見相同,反對兩校在「翡翠水庫」周邊的開發。

隔年(西元1983年)年初,「內政部」以「這兩所學校將來會有處理污水能力」為由,核定兩校在在「翡翠水庫」周邊的開發計畫。「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隨即在9.68公頃的「龜山校區」上,舖設環狀柏油路面、裝設路燈、埋設地下管線,準備進一步開發。據翁台生、楊憲宏2位記者指稱,這項計畫明顯違反《臺北區水源集水特定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新店溪青潭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域管制事項》、《自來水法》、《水污染防治法》、《臺北區水源集水區特定區禁建暨計畫範圍》、《翡翠水庫水源集水區暨大壩下游至南北勢溪交會口一帶禁建規劃案》、《山坡保留地管理辦法》、《森林法》、《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等多項法令,離奇地成為了官員口中的「特例」。

西元1986年05月16日,《聯合報》3版刊載了翁台生、楊憲宏2位記者的報導,「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和「中國文化大學」在「翡翠水庫」下游擴建校區問題,在經過「臺北市議會」以及海內外多方學者聯名強烈反彈後,確定停止興建。直至今日,根據「龜山文史工作室」的實際查訪,當年擴建的校區荒置在龜山的交椅座,沿著道路邊坡的大部份土地改租予當地居民種植蔬果。
看似單純的校園背後,「實踐大學」除了脫離不了與「中國國民黨」的深厚關係,淪為「家產化」的問題也不可忽視。(翻攝畫面:實踐大學)

「謝東閔家族」的把持與「中國國民黨」的影子

我們透過司法院「法人財產登記公告」,調閱出「財團法人實踐大學」包括其前身-也就是「財團法人實踐家政專科學校 財團法人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以及「財團法人實踐設計管理學院」自西元1959年02月02日開始的所有「董事名單」與「異動紀錄」。據本刊查證後發現,包含鄭品聰、陳雪屏、黃朝琴、郭澄、游彌堅、許金德、謝敏初、林澄枝、高清愿、潘維剛……等至少10位以上具有「中國國民黨黨證」且兼任「中國國民黨」黨、政、軍要員。

以下,我們逐一分析幾位極具爭議性的董事名單:

1. 鄭品聰,在政界先後擔任「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屆立法委員」等等要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臺灣省執行委員會委員」、「臺北市執行委員會書記」與「臺北市改造委員會主任委員」,更曾擔任「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之一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花蓮支團總幹事」一職,之後更出掌「中華日報社」先後擔任「董事長」與「社長」二職,將手伸入媒體圈。

2. 陳雪屏,於政界先後擔任「教育部部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考選部部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改革研究會召集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副主委」、「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青年部部長」、「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一組組長」……等職。

3. 黃朝琴,於政界先後擔任「外交部僑務委員會設計股長」、「外交部亞洲司科員」、「外交部秘書」、「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駐美國舊金山領事館總領事」、「駐仰光領事館總領事」、「駐加爾各達領事館總領事」、「外交部駐蘭州特派員」、「外交部駐臺灣特派員」、「臺灣省臺北市市長」、「臺灣省臨時參議會議長」、「臺灣省臨時議會議長」、「臺灣省議會議長」、「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執行部兼任召集人」……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等職。

4. 郭澄,曾擔任「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之一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任「山西支團部幹事長」一職,爾後於政界先後擔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國民大會秘書長」、「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山西省黨部副主任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央委員會第五組主任」、「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政策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5. 游彌堅,在政界先後擔任「駐法國大使館秘書」、「財政部稅警總團軍需處處長」、「行政院軍政部兵工署科長」、「湖南省政府財政廳視察」、「湖南省政府財政廳邵陽稅務局局長」、「湖南省政府財政廳第一科科長」、「中央設計局臺灣設計委員」、「財政部花紗布管制局總務處處長」、「財政部臺灣金融機構接收特派員」、「臺灣省臺北市市長」、「臺灣省政府委員」、「國民大會第一屆代表」、「行政院設計委員」……等職;於「中國國民黨」黨內則曾任「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一職。

6. 許金德,於政界先後擔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臺灣省省議會議員」、「臺灣省省議會副議長」」……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則曾任「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一職。值得注意的是,許金德在「臺灣日治時期」進入「新竹自動車株式會社運輸課」任職,然而在西元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從「大日本帝國政府」手中接管臺灣後,許金德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更在加入的同一年,接手了原屬日本資產的「新竹自動車株式會社」,並成功將其改組為「新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自己任董事長。在晚年,其更先後出掌《自立晚報》董事長、「臺灣電視公司」董事長……等職,將勢力伸入媒體圈。

7. 謝敏初,實踐大學創辦人「謝東閔」胞弟。根據《 法治時報 》的整理,西元1979年至西元1980年間,「謝敏初」涉及一樁違反《票據法》案件,時任「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謝生富」雖認定其違反《票據法》規定,但仍判無罪,如此舉動引起「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院長「羅萃儒」的注意,其對於「謝生富」的作法很不能接受,而有「法院院長親自打電話給地檢署,拜託檢方對『謝敏初違反票據法無罪案』的提起不服上訴」說法傳出。也因此,「羅萃儒」不僅沒有升等為「臺灣高等法院院長」,還被遠派到「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任院長,被迫離開臺北住家,每週通車回臺北,秋後算賬,吃了2年多的苦頭;反觀「謝生富」官運亨通,在判決「謝敏初違反票據法無罪案」後,隨即被「中國國民黨」提名參選立法委員,這成為臺灣司法史上,因為政治操弄,「有罪」改判「無罪」的重要污點。

8. 林澄枝,現任實踐大學董事長「謝孟雄」之妻。其於政界先後擔任「國民大會第二屆代表」、「國民大會第三屆代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召集人」……等職;於「中國國民黨」黨內則先後擔任「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副主任」、「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主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等職,其甚至曾任「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校長」、「實踐大學副校長」之職務,也接掌「中華文化總會」任副會長一職。

9. 高清愿,「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總經理、第二任董事長、總裁,更於「中國國民黨」黨內連任11年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

10. 何景賢,「朱婉清」之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前主席「連戰」同學,「朱婉清」更是「連戰」夫人「連方瑀」的密友,兩人皆為「連戰」的核心幕僚。「朱婉清」曾任「中國電視公司出版部《掃描綫雜誌》總編輯」、「中視文化公司《掃描綫周刊》總編輯」,更在西元1997年由「連戰」指派其為「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西元2000年10月,「朱婉清」被指控侵吞「中國廣播公司」公款新台幣1600萬元,用於繳交「中國國民黨黨費」與「整修私宅」等等,由全案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朱文德」起訴,「朱婉清」則在以新台幣50萬元交保後,攜子連夜潛逃至美國;同年12月0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業務侵占罪」對其提起公訴,求處有期徒刑1年2月,隔年(西元2001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朱婉清」發布通緝。

11. 潘維剛,於政界先後擔任「臺北市議會議員」與連任6屆的「立法委員」;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則先後擔任「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副主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組織發展委員會婦女部主任」、「立法院黨團書記長」……等職。

此外,本刊同時發現,「謝東閔家族」已實質將「實踐大學」私產化,幾乎在「歷屆董事」當中,都脫離不了與其的近親關係。除了上述提及「謝東閔」的胞弟「謝敏初」外,還包括其長子也是現任「實踐大學董事長」的「謝孟雄」、三子「謝大立」、兒子「謝大成」、女兒「謝式冰」。其中,「謝大立」在去年(西元2015年)11月01日向《蘋果日報》爆料,其於西元2011年05月任「實踐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主席」期間,發現係屬校產的建物1樓與2樓,原本應該是予「進修推廣部」行政和教學使用,然而,「進修推廣部」並未使用這項建物空間,而是承租「實踐大學董事長謝孟雄」的名下的建物,再將原建物的1樓、2樓,以遠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每月新臺幣10萬租金)租予《統一企業》,「謝大立」痛批這根本是校方當局涉嫌長期圖利「謝孟雄」。

另外,本刊也發現,「實踐大學」的歷任校長中,創辦人「謝東閔」長子「謝孟雄」就執掌「校長」大位長達三次,「謝東閔」也曾在初期時擔任過「校長」,除此之外還包括「「謝孟雄」的妻子「林澄枝」與另一位曾任董事的「方錫經」都在「歷任校長名單」之列,這已經不僅僅於「中國國民黨」在該校的雄厚背景,「董事會」淪為家產化、「校長」淪為董事與該職位之間的交替產物,將是我們必須長期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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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14 May, 2017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學生、華岡藝術學校學生會籌備委員會前主席周子愉今再度踢爆,華岡藝術學校校長丁永慶長期違法兼代總務主任一案,在今年(西元2017年)年初像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舉發後,終於在4個月後有了進展,在教育部函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後,正式認定華岡藝術學校校長丁永慶的行為違法,並要求華岡藝術學校應盡快遴聘總務主任。「為何這3年難道都沒有發現這項違法情況?督學難道是在督假的?」儘管真相看似明朗,但周子愉仍嚴厲質疑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他認為這不僅僅是華岡藝術學校校長丁永慶的責任,身為主管機關未盡督導之責,也應當負起責任。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29 Apr, 2017

國家的基本要素含括主權、人民、政府及領土四部分,臺灣即具備上述之條件,故當屬主權獨立之國家,然因歷史原故,以致臺灣長年來於國際間受到中國政府打壓,處於弱勢。無論是中國外交部或國務院臺灣辦公室,所持之立場不外呼反對臺灣獨立、臺灣是中國自古皆不可分割的一不分、臺灣是中國之故有疆土、臺灣與中國皆是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等,並以大國之外交手段,阻止臺灣發展外交、參與國際事務。如依此說,美利堅合眾國即屬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一部分,甚至為更多國家領土之延伸。國家之主體,絕非以「單一民族」所構成,即便中國高喊之「中華民族」,是含括漢族、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瑤族……50多個種族,亦非單一性民族。臺灣人即便含括所謂「中華民族」之血緣,然也含括南島語系之原住民(俗稱「平埔族」與「高山族」)、大和民族(臺灣日本統治時期)……等族群血緣。故臺灣乃多元化之民族融合,絕非單單「中華民族」可解釋。

 

自馬英九上任中華民國第12任與第13任總統開始,其與執政之中國國民黨,在政策上極力向中國靠攏,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等,正因如此,導致沉默多年的「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地在全臺各地爆發,「野草莓學運」、「三一八運動」、「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接種而至。當「天然獨世代」開始投入臺灣社會之中,對於自己國家身份的認同亦更加強烈。面對「一黨專政」體制下的中國步步進逼,臺灣的青年世代開始擔憂臺灣會變成下一個香港,未來最引以為傲的「民主法治」、「言論自由」遭到限縮、打壓、經濟上太過倚靠中國,未「分散風險」,以致未來只要中國一縮手,臺灣勢必「乖乖回歸祖國」,完成中國共產黨口中「和平統一的大業」。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自西元1994年至去年(西元2016年)06月的民意調查,支持「盡快統一」與「偏向統一」的比例明顯大幅下滑,反到「偏向獨立」與「盡快獨立」的比例明顯上升,儘管支持「永遠維持現狀」這個選項的比例仍維持高點,然依此趨勢的變化,未來傾向「獨立」立場的民眾將會成為「完成主流」的意識價值。除此之外,對於自我是臺灣人或中國人之認同,更加明顯地顯示,多數人民的對於自我認同之價值。原本主流認同自我為「臺灣人」的民調居於高位,然而自西元1997年開始,「臺灣人」這個選項的比例開始大幅提升,到了西元2008年中國國民黨重奪執政權後,認同自我是「臺灣人」超過「是臺灣人亦是中國人」之比例,至今,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已微乎其微。綜上論述,足見多數臺灣民意之趨勢,中國愈打壓,臺灣人對於「獨立」的渴望反到更加高漲。

 

中國近年來步步進逼,除靠政治、經濟、文化,企圖統戰臺灣,軍事上更從未放棄以武力犯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前副司令員、退役中將王洪光於今年(西元2017年)03月03日接受《旺報》專訪時表示,臺灣情勢現在非常危急,島內臺獨勢力已經出現5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現在已經到了以武力或武力威脅統一臺灣的時候,而且時間就在2020年之前。王洪光此話並非空穴來風,根據西元2012年、西元2013年及西元2016年,美國國防部發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發展報告書》皆指出,中國有超過1100枚短程彈道飛彈部署係針對臺灣。然就在本月(西元2017年04月)27日,美軍太平洋司令哈里·哈里斯更在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上進一步表示,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支出與能力逐年增加、臺灣自我防衛的能力在遞減,「我們必須繼續協助臺灣防衛它自己,並展示美國的決心,中國任何企圖以武力迫使臺灣人民統一的作為都是不可接受的。」足見臺灣的民主體制要不被中國的獨裁體制「赤化」,唯有加強自我防衛能力,而此能力並非一味發展陸軍、海軍以及空軍體系,應適才適所,且發展強而有力的第四軍種-網路部隊,在戰事爆發時,迅速癱瘓敵方電子通訊設備及相關軍事設施,至為重要。

 

與臺灣比鄰之香港,自西元1997年政權由「聯合王國」移交至「中國」手中後,儘管事前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之聯合聲明》,事後亦建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使「香港」政治與經濟維持「民主」與「資本主義」之現狀。然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侵害香港人民的眾多基本權利,甚至常態性越界逮捕香港內部異議或反共人士,亦促使「全民行動,反對洗腦,07月29日,萬人大遊行」、「雨傘革命」、「魚蛋革命」等等的「社會運動」全面爆發,以往鮮少提及的「香港獨立」主張,近期不斷浮上檯面,從這幾次的「香港立法會」與「香港區議會」的選舉便可一瞧端倪,主張「民主自決」的「本土派」勢力顯然逐步崛起。

 

今年(西元2016年)07月中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才因「政治審查」立法會參選人「國家認同」與「意識形態」,而遭多數香港人民與外界輿論嚴厲批判。然而就在選舉過後,多名「本土派」議員宣誓就任時,因其言論及行為觸怒中國當局,而促成更大一段風波。「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跳過「正常法律程序」,搶在香港法院判決「這些議員資格是否失效」前,直接強行「釋法」,也就是解釋這一套《香港基本法》。然而,這正凸顯了中國政治體制的亂象。一般在正常的民主體制國家中,「解釋法律」的權責係屬司法體系的「憲法法庭」,然而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卻將政治制度極度混淆,原應屬「立法體系」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卻可「解釋法律」,再加上中國現行的司法體系最高單位的「最高人民法院」之成員組成,亦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如此已凸顯中國在權力分立上顯然極為不明,故何以有「合法合理權威」存在?

 

胡適先生在《致羅爾綱的信》一書中提到:「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如果人民沒有了自由,沒有「天賦人權」所保障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這個政府體制所述說的「民主」,皆屬謊言。當前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下的中國,乃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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