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踢爆】「實踐大學」與「中國國民黨」的緊密關係

  •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 02 Dec, 2016
專案中心 發自臺灣     
Published time:   02 December, 2016 15:35
Edited time:  02 December, 2016 15:35
經過半年來的調查,本刊正式揭發「中國國民黨」進入「實踐大學」校園體系的相關疑點與證據。(影像合成:專案中心)
繼上期,本刊透過兩篇大型、完整的調查報導,獨家揭發「中國文化大學」與「中國國民黨」的緊密關係後,本期我們將持續披露「特定政黨進入校園」的完整證據。在長期蒐證、調查與整理後,這一次揭發的對象,是「校本部」位於臺北市中山區的「實踐大學」。
「謝東閔」當年創辦「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時,身兼多方黨、政要職。(影像合成:專案中心)

創辦人「謝東閔」的「深厚黨國背景」

「實踐大學」的創辦人「謝東閔」,出生於「臺灣日治時期」的彰化廳,西元1925年前往中國求學,並先後擔任「廣州市自治會幹事」、「軍事訓練委員會少校秘書」、「香港郵政總局郵電檢查員」……等職,西元1942年更進入位於中國廣西桂林的《廣西日報》工作,先後擔任該報社的「電訊室主任」與「總編輯」,並隨後參與「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的籌備工作,並任「執行委員」一職,接著在福建的漳州、永安、福州……等地組織抗日行動。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結束,「謝東閔」深受「中國國民黨」主流體系重用,並以「半山仔」的身份,回臺接掌包括「臺灣省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副處長」、「臺灣省合作金庫理事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副廳長」……等職。

西元1948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與「國立臺灣大學」的學生進行串聯,發起要求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飢餓鬥爭」,而參與此次學生運動的不乏由中國來的學生與臺灣本地的學生,由於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都傾向「社會主義」,使得「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節節敗退的情勢下,引發當局大規模逮捕學生。然而,在面對此次事件上,「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與「國立臺灣大學」的校方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舉動。時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對於當局在「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下恣意進入校園逮補教師與學生的舉止」表達強烈不滿,並站上第一線與「中國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甚至在警告盛氣凌人的時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彭孟緝」:「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這樣的歷史名句。反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時任該院院長的「謝東閔」,不僅高度配合政府當局,甚至協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一同前往逮捕學生,部分學生甚至被捕後遭到槍決。

自此之後,「謝東閔」開始扶搖直上,先後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副主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臺灣省臨時議會副議長」……等黨政要職。西元1958年03月10日,教育部核發〈台47.高字第3110號令〉,准予「實踐家政專科學校」設立。巧合的是,時任批准此案的教育部部長正是「張其昀」,也就是我們前期揭發的「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而「謝東閔」在任職「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校長期間,亦兼任「臺灣省議會副議長」、「臺灣省議會議長」、「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等職;卸任校長後,更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副總統」、「總統府資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多項黨、政要職,足以顯見其在「中國國民黨」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當年攜手「中國文化大學」選定「翡翠水庫」周邊一帶興建校地,最終在龐大「民意壓力」之下宣告破滅。(影像合成:專案中心)

「龜山校區」所引發的「水源保育」爭議

西元1982年,當時的「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和「中國文化大學」計畫在位於新北市新店區的「翡翠水庫」集水區一帶另立校區,總面積約40幾公頃。這兩所學校計畫在「翡翠水庫」大壩下游、直潭壩上游、北勢溪水源地南岸一帶興建校舍,由於涉及水源保護問題,加上該校創辦人「謝東閔」時任副總統,儘管飽受爭議,然而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處」依舊在閉門討論的情況下,批准了兩校在「翡翠水庫」周邊興建校區的申請。根據《受傷的土地》一書中所釋出的資料,這項舉動卻被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的一批學者關注,最後決議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派員實質調查。同年年底,調查結果出爐,與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的學者意見相同,反對兩校在「翡翠水庫」周邊的開發。

隔年(西元1983年)年初,「內政部」以「這兩所學校將來會有處理污水能力」為由,核定兩校在在「翡翠水庫」周邊的開發計畫。「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隨即在9.68公頃的「龜山校區」上,舖設環狀柏油路面、裝設路燈、埋設地下管線,準備進一步開發。據翁台生、楊憲宏2位記者指稱,這項計畫明顯違反《臺北區水源集水特定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新店溪青潭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域管制事項》、《自來水法》、《水污染防治法》、《臺北區水源集水區特定區禁建暨計畫範圍》、《翡翠水庫水源集水區暨大壩下游至南北勢溪交會口一帶禁建規劃案》、《山坡保留地管理辦法》、《森林法》、《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等多項法令,離奇地成為了官員口中的「特例」。

西元1986年05月16日,《聯合報》3版刊載了翁台生、楊憲宏2位記者的報導,「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和「中國文化大學」在「翡翠水庫」下游擴建校區問題,在經過「臺北市議會」以及海內外多方學者聯名強烈反彈後,確定停止興建。直至今日,根據「龜山文史工作室」的實際查訪,當年擴建的校區荒置在龜山的交椅座,沿著道路邊坡的大部份土地改租予當地居民種植蔬果。
看似單純的校園背後,「實踐大學」除了脫離不了與「中國國民黨」的深厚關係,淪為「家產化」的問題也不可忽視。(翻攝畫面:實踐大學)

「謝東閔家族」的把持與「中國國民黨」的影子

我們透過司法院「法人財產登記公告」,調閱出「財團法人實踐大學」包括其前身-也就是「財團法人實踐家政專科學校 財團法人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以及「財團法人實踐設計管理學院」自西元1959年02月02日開始的所有「董事名單」與「異動紀錄」。據本刊查證後發現,包含鄭品聰、陳雪屏、黃朝琴、郭澄、游彌堅、許金德、謝敏初、林澄枝、高清愿、潘維剛……等至少10位以上具有「中國國民黨黨證」且兼任「中國國民黨」黨、政、軍要員。

以下,我們逐一分析幾位極具爭議性的董事名單:

1. 鄭品聰,在政界先後擔任「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參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屆立法委員」等等要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臺灣省執行委員會委員」、「臺北市執行委員會書記」與「臺北市改造委員會主任委員」,更曾擔任「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之一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花蓮支團總幹事」一職,之後更出掌「中華日報社」先後擔任「董事長」與「社長」二職,將手伸入媒體圈。

2. 陳雪屏,於政界先後擔任「教育部部長」、「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廳長」、「考選部部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改革研究會召集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副主委」、「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青年部部長」、「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一組組長」……等職。

3. 黃朝琴,於政界先後擔任「外交部僑務委員會設計股長」、「外交部亞洲司科員」、「外交部秘書」、「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駐美國舊金山領事館總領事」、「駐仰光領事館總領事」、「駐加爾各達領事館總領事」、「外交部駐蘭州特派員」、「外交部駐臺灣特派員」、「臺灣省臺北市市長」、「臺灣省臨時參議會議長」、「臺灣省臨時議會議長」、「臺灣省議會議長」、「聯合國中華民國代表」、「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父紀念館興建委員會執行部兼任召集人」……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等職。

4. 郭澄,曾擔任「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之一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中任「山西支團部幹事長」一職,爾後於政界先後擔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國民大會秘書長」、「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先後擔任「山西省黨部副主任委員」、「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央委員會第五組主任」、「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中央政策委員會秘書長」、「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等職。

5. 游彌堅,在政界先後擔任「駐法國大使館秘書」、「財政部稅警總團軍需處處長」、「行政院軍政部兵工署科長」、「湖南省政府財政廳視察」、「湖南省政府財政廳邵陽稅務局局長」、「湖南省政府財政廳第一科科長」、「中央設計局臺灣設計委員」、「財政部花紗布管制局總務處處長」、「財政部臺灣金融機構接收特派員」、「臺灣省臺北市市長」、「臺灣省政府委員」、「國民大會第一屆代表」、「行政院設計委員」……等職;於「中國國民黨」黨內則曾任「中央設計委員會委員」一職。

6. 許金德,於政界先後擔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議員」、「臺灣省省議會議員」、「臺灣省省議會副議長」」……等職;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則曾任「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一職。值得注意的是,許金德在「臺灣日治時期」進入「新竹自動車株式會社運輸課」任職,然而在西元1946年,「中華民國政府」從「大日本帝國政府」手中接管臺灣後,許金德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更在加入的同一年,接手了原屬日本資產的「新竹自動車株式會社」,並成功將其改組為「新竹貨運股份有限公司」,自己任董事長。在晚年,其更先後出掌《自立晚報》董事長、「臺灣電視公司」董事長……等職,將勢力伸入媒體圈。

7. 謝敏初,實踐大學創辦人「謝東閔」胞弟。根據《 法治時報 》的整理,西元1979年至西元1980年間,「謝敏初」涉及一樁違反《票據法》案件,時任「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謝生富」雖認定其違反《票據法》規定,但仍判無罪,如此舉動引起「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院長「羅萃儒」的注意,其對於「謝生富」的作法很不能接受,而有「法院院長親自打電話給地檢署,拜託檢方對『謝敏初違反票據法無罪案』的提起不服上訴」說法傳出。也因此,「羅萃儒」不僅沒有升等為「臺灣高等法院院長」,還被遠派到「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任院長,被迫離開臺北住家,每週通車回臺北,秋後算賬,吃了2年多的苦頭;反觀「謝生富」官運亨通,在判決「謝敏初違反票據法無罪案」後,隨即被「中國國民黨」提名參選立法委員,這成為臺灣司法史上,因為政治操弄,「有罪」改判「無罪」的重要污點。

8. 林澄枝,現任實踐大學董事長「謝孟雄」之妻。其於政界先後擔任「國民大會第二屆代表」、「國民大會第三屆代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召集人」……等職;於「中國國民黨」黨內則先後擔任「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副主任」、「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主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等職,其甚至曾任「實踐家政經濟專科學校校長」、「實踐大學副校長」之職務,也接掌「中華文化總會」任副會長一職。

9. 高清愿,「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總經理、第二任董事長、總裁,更於「中國國民黨」黨內連任11年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

10. 何景賢,「朱婉清」之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前主席「連戰」同學,「朱婉清」更是「連戰」夫人「連方瑀」的密友,兩人皆為「連戰」的核心幕僚。「朱婉清」曾任「中國電視公司出版部《掃描綫雜誌》總編輯」、「中視文化公司《掃描綫周刊》總編輯」,更在西元1997年由「連戰」指派其為「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西元2000年10月,「朱婉清」被指控侵吞「中國廣播公司」公款新台幣1600萬元,用於繳交「中國國民黨黨費」與「整修私宅」等等,由全案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朱文德」起訴,「朱婉清」則在以新台幣50萬元交保後,攜子連夜潛逃至美國;同年12月0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業務侵占罪」對其提起公訴,求處有期徒刑1年2月,隔年(西元2001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對「朱婉清」發布通緝。

11. 潘維剛,於政界先後擔任「臺北市議會議員」與連任6屆的「立法委員」;在「中國國民黨」黨內則先後擔任「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會副主任」、「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組織發展委員會婦女部主任」、「立法院黨團書記長」……等職。

此外,本刊同時發現,「謝東閔家族」已實質將「實踐大學」私產化,幾乎在「歷屆董事」當中,都脫離不了與其的近親關係。除了上述提及「謝東閔」的胞弟「謝敏初」外,還包括其長子也是現任「實踐大學董事長」的「謝孟雄」、三子「謝大立」、兒子「謝大成」、女兒「謝式冰」。其中,「謝大立」在去年(西元2015年)11月01日向《蘋果日報》爆料,其於西元2011年05月任「實踐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主席」期間,發現係屬校產的建物1樓與2樓,原本應該是予「進修推廣部」行政和教學使用,然而,「進修推廣部」並未使用這項建物空間,而是承租「實踐大學董事長謝孟雄」的名下的建物,再將原建物的1樓、2樓,以遠低於市場行情的價格(每月新臺幣10萬租金)租予《統一企業》,「謝大立」痛批這根本是校方當局涉嫌長期圖利「謝孟雄」。

另外,本刊也發現,「實踐大學」的歷任校長中,創辦人「謝東閔」長子「謝孟雄」就執掌「校長」大位長達三次,「謝東閔」也曾在初期時擔任過「校長」,除此之外還包括「「謝孟雄」的妻子「林澄枝」與另一位曾任董事的「方錫經」都在「歷任校長名單」之列,這已經不僅僅於「中國國民黨」在該校的雄厚背景,「董事會」淪為家產化、「校長」淪為董事與該職位之間的交替產物,將是我們必須長期關注的議題。

評論  評論須知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23 Aug, 2017
獨夫習近平廢除集體領導,高度集權,以武力作後盾,藉著反貪腐的名義以「非典型政變」手段,關押了一群貪官汙吏及太子黨;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作出對自身的保護措施如下:

  1. 把北京中央警衛團、警衛局、警衛隊等全部首長及2000至3000名的警衛人員全部換成自己人。
  2. 所有晉見之省、部級長官,不只繳出隨身佩槍還需透過安全門金屬檢測,才得進房。
  3. 在北戴河開會期間,習下到海灘游泳需事前挑選善水性之衛隊200餘人陪游保護。
  4. 在北戴河期間,習所住零號別墅,全部玻璃改裝為防彈玻璃。
  5. 在北戴河期間,所有中部戰區的解放軍勢力全部東移數里,俾保護習近平免於突發狀況。
  6.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開會,習自帶茶水、水杯及侍衛倒茶,怕被下毒。
  7. 習出門時,整排保鑣大陣仗排開,怕遭人暗殺。
  8. 非嫡系高官現都怕被習召見,因為,一個眼神閃失或狐疑,被習懷疑忠貞問題?交代給中紀委查察,人生一切努力全部化為泡影。
  9. 老北京的太子黨地下勢力,要狙擊非在地勢力的習近平,實非難事。

中共哪個高官不貪汙?可是,伴君如伴虎,人人自危中,習近平連自身性命都保不住,還有能力傾全國兵力攻打台灣嗎?

再談中國的軍隊現況:

  1. 中共軍隊在江系長期把持下,腐敗不堪,悶聲發大財、20年沒演習,造假盛行;允許解放軍經商(開酒店、搞粉味),大家只想賺錢,軍隊全面腐敗。
  2. 中國蘇凱-27戰鬥機(殲-11基本型)前往土耳其,與該國美製戰鬥機進行了空中對抗演練,結果為0:8慘敗。
  3. 厄瓜多爾採購4套中國雷達,不能正常工作,厄軍方追回已付的3600萬美元,並向中國要求900萬美元賠償;尼日空軍5年內進口的12架中國梟龍戰鬥機,已墜毀4架;喀麥隆空軍向中國購入四架攻擊直升機,已墜毀一架;印尼在今年4月18日,於納土納地區試射中國製防空炮失靈,導致4名士兵喪命;中國殲20隱形戰機總設計師楊偉,因為殲20戰機沒有隱身功能,已被免職。
  4. 1970年代迄今,人民解放軍未按時更換的裝備包括:過期導彈(地對地、地對空、艦載)超過12萬發,積壓報廢坦克2000餘輛,停飛7年的殲-7、殲-8戰機超過1100架,彈藥數十億發,中共高層腐敗墮落嚴重;中共精選6支精銳部隊在內蒙古朱日和演習中,慘敗,若對外開戰必敗。
  5. 中、印談判破裂,印度最精銳的山地部隊4萬至5萬人,進駐糾紛地區;習近平的政敵都希望習立即向印度宣戰,俾他們能趁機狙擊習近平,內部奪權成功。

以上諸內容,罄竹難書。習近平反貪腐,他清廉嗎?他的姐夫鄧家貴,於2009年在英屬處女群島成立兩間空殼公司,在維京群島的記錄上,擁有在中國標得廿億美元的房產;手下第一號反貪舵手王岐山被爆加州買1.6億豪宅。

中國內憂外患,政權岌岌可危,以現在局勢,中共沒有能力武力犯台;也別懷以,歷史一直再重演,中國的國際局面與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后時代同,對內專制高壓,對外驕傲、狂妄,沒國際觀,又沒氣度宣布「中華欺騙帝國」放棄共產主義,全面實施民主新政,若跟各國兵戎相見,真的開打?只有亡國的命運;致於在面對他們心目中一點地位都沒有的台灣,還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的天國鄙視,說自己打不動是給自己難堪,可是「形勢比人強」,一個寬度至少130公里的台灣海峽天險,他們陸權國家的傳統國防發展,陸軍部隊運輸能力只能到海邊,然後就望海興嘆,只剩慫恿台灣島上的國民黨、新黨、統促黨等中國第五縱隊,對台灣「促統」、「逼統」這欺詐手段了。
By Stand Media Public Account 19 Aug, 2017
我們眼前正在上演一段歷史,而這段歷史將決定世界未來的生活模式,你曾思考過五十年後,我們將會如何生活?今天來談談製造業衰退與工業4.0,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美國與歐盟在面對科技進步時展現的不同態度。

先說美國。去年年底美國總統川普當選,造成川普當選的其中一項原因是民主黨票倉生鏽,長久支持民主黨的許多州在去年選舉轉投共和黨,其中這些州大多位於「鐵鏽帶」,以製造業發展的這個區帶因藍領勞工失去工作、不滿現狀,才導致民主黨票倉生鏽。所以川普選前、選後說的話,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呼喚這群經濟選民,不斷喊出「美國製造」、指責中國搶走工作、指責TPP不利製造業、指責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傷害製造業,甚至指責現行自由貿易不利美國….等,顯示製造業衰退成為川普當選的原因之一。

既然去年川普是因為這群人才勝選,為了爭取連任川普現在利用商人來固樁,郭台銘在鐵鏽區設廠就是一個例子,然而這樣看來似乎是鐵鏽帶選民綁架全國,其實美國製造業衰退並不是近十年發生的事,也不是川普所謂1992年簽署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害的,從資料中可以發現美國早在二戰結束製造業就開始衰退,因為二戰初期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讓美國在二戰前期不參戰的情況下能為同盟國提供武器,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美國成為「民主兵工廠」,然而戰爭打完製造業當然就開始下跌,那為何會持續不斷下跌?因為科技與管理模式的進步。

如果細看美國歷史,其實早在1910年代美國就在面對製造業衰退,當時福特汽車公司以其創新的「專業化生產」方式生產T型車,提到這就得先說一下何謂「專業化生產」?「專業化生產」就是在生產過程中,每個工人只需擔任一項工作,讓工人能在最短時間內熟練、準確與快速完成工作。從數據中可知專業化生產的威力:當時採用傳統工藝生產的英國車廠一年的產量約為2,500輛,而採用福特生產模式製造線,一天的產量卻可高達1,000輛汽車;原本平均12.5小時生產一輛車,到後來縮短到只要93分鐘,福特所生產的汽車,價格一路從原先的850美元下調到1920年時只要260美元就可以買到一台車,而銷售的數量更以驚人的速度在成長,在1917年到1923年之間,全世界道路上正在行走的汽車,有一半都來自於福特。專業化生產讓生產汽車卻買不起的工人開始買得起汽車,汽車開始走入美國中產階級,使美國成為「車輪上的國度」。

然而事情不可能十全十美,由於其訴求專業化,也使得人力需求大幅下降,因為在專業化的政策下,負責鎖螺絲的員工就只需要負責鎖螺絲,也因此專業化後的員工工作效率上升,所以也就不需要太多員工,而最可怕的是在後頭,因為一位員工只需要學會一件事,所以員工很容易面臨中年失業,然而這些事在當時都沒發生,為什麼?因為福特汽車公司發布一系列政策提升工人待遇,讓上述的事情完全沒有發生。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車公司宣布改變雙班制、每天9小時工作的制度,改為三班制、每天8小時工作時間,這項政策使得福特公司多提供幾千人以上的工作機會。此外,由於將9小時工時減成8小時,會使工人薪資減少,於是福特公司宣佈八小時工作制每日最低薪資提升到5美元,這樣的薪資可是當時工資水平的兩倍以上(當時9小時工作制日新是2.34美元),且每日最低薪5美元是所有員工都能享受到的待遇。

你會發現,面對科技進步管理技術提升,除了推行更完整的制度外,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企業有沒有企業家文化也深深影響國家的方向。

而歐盟又是怎麼面對製造業衰退?

一如歐盟一直以來正面面對問題的態度一樣,德國政府提出一個高科技計劃「工業4.0」,這將使未來工廠成為無人工廠,產業線上都由機器人與電腦負責處理,以人力為主的製造業將轉變為由機器與電腦結合的產業,然而這樣的計畫將加深製造業就業人數衰退,為何德國還要提?因為我們不可能禁止科技進步,在科技進步的同時,政府制定的政策、形成的法律也得跟上科技進步的腳步才能,而芬蘭、荷蘭就推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來面對科技進步所產生的問題。

荷蘭政府在2016年一月起,在烏特列支市(Utrecht)進行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的社會實驗,每個月將會無條件發給居民一筆錢,金額約會落在台幣3萬至4萬5之間,科學家想要藉此計畫去了解,當人們無條件得到社會補助時,他們將會怎麼做,會利用這筆錢對社會做出貢獻,又或者是用在自身的利益上呢?
芬蘭政府則在2016年8月25日表示,2017年起將進行全民基本收入計劃試驗,將隨機挑選2000名工作年齡的芬蘭公民每個月發放560歐元(約新台幣2萬)的基本收入,將與沒領基本收入的國民做對照;基本收入是指從政府的稅額中拿取部份配額作為全民的基本收入,該收入不需要任何條件與資格,只要是屬於本國國民者,每個人都可以拿到一筆基本收入。

然而早在1974到1979年加拿大多芬市就展開名為「米糠計畫」(The Mincome program)的社會實驗,依照每個人的收入多寡,定期發錢給全體市民。在2011年出版一份名為《沒有貧窮的城鎮》(The town with no poverty)的報告中指出,「基本收入」有效降低了多芬市的貧窮,也緩解了其他社會問題。研究顯示,多芬市雖然跟唱衰該計畫的人所預測一樣,人們的工時確實變少了,尤其是年輕男性,但同時這些人靠著補助的金額重拾書本,回到學校接受教育,而媽媽們也因無經濟壓力能夠專心養育孩子。

如此看來,未來在科技搶走你工作後,你也不必怕會餓死,從福特汽車跟歐盟,他們在面對科技與管理技術的進步只能正面對決,提出更好的政策與法令才能使科技進步的缺點降到最低,這或許也是在告訴人類,是時候該脫離把人放在生產線上當機器人的生活。當中國喊2025中國製造、印度喊印度製造時,怎麼連科技進步、人力不便宜的美國都跟著喊美國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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